仁心良药济苍生

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抗日战争时期，面对西药匮乏、战场环境恶劣的困境，中医药以其独特的智慧和价值，肩负起了救国救民的光荣使命。

从白山黑水的东北抗联到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根据地，再到黄土高原上的陕甘宁边区，一代代中医药人前仆后继，以信仰为指向，以银针草药为武器，创造了大量战地医疗奇迹。不仅守护了抗战军民的生命健康，也谱写了中西医结合守正创新的革命篇章。

前线驰援：抗联战火中的岐黄之术‌

在日寇的严密封锁下，东北抗联面临着尤为艰难的医疗条件。抗联部队在军、师、团、连四级建制中均设有专职医疗人员，明确提出“医务人员医药合一，既管医又管药，有中医有西医，也有中西合医”‌。许多民间中医冒着生命危险加入抗联，利用传统医术救治伤员。

1933年，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周保中在战斗中腹部中弹、肠管外露，随军中医胡仁紧急采用清代赵濂所著《伤科大成》中所记载的方法：洗净伤口后刮除腐肉，将新鲜鸡皮覆盖创面并以布带包扎。

此后，胡仁每日徒步三十里采药换药，途中数次遭遇日军巡逻队，靠伪装成采药农躲过搜查。得益于鸡皮的生物活性保护和中医的清创技术，周保中在没有抗生素的环境下伤口未发炎‌。这一案例凸显了传统伤科技术在战地急救中的特殊价值。

中医药能够在东北抗联战场乃至全国抗日战场上发挥巨大历史作用绝非偶然。千年中医药文化始终秉承“悬壶济世”，将救死扶伤视为对天下苍生的责任，这与东北抗联“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的信念同源——二者皆以守护生命与民族尊严为己任。基于这种精神耦合，抗联将士在缺医少药时，中医以鸡皮敷伤口、草药治枪伤的伟大智慧挽救生命于水火，将“大医精诚”的理念升华为“忠贞报国”的自觉践行。

药学创新：太行烽烟里的制剂革命‌

太行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同样倚重中医药资源。当时，根据地将士们不仅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还面临着旱灾、蝗灾与痢疾肆虐等自然难关，八路军战士们很多因此都患了疟疾、流感。为解决痢疾肆虐问题，时任第八路军一二九师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号召医务人员就地取材，把目光投向了太行山上天然生长着的中药材。很快，几孔土窑洞就成了临时的“药材厂”。据当地一位长期生活于此的长者回忆：“四台碾子每天不停歇地碾，用竹筛筛，然后搓成药丸，在弹壳内用筷子压成药片，生产出大批中药给战士们治病。”在八路军卫生材料厂旧址，医师们借用百姓家的缸、锅等器物，克服重重困难，生产丸、散、膏等中药制剂。医师们发现，经过煮沸后的柴胡具有良好的治疗功效，然而其作为一种汤剂不便战场上随时携带和服用，且制成的柴胡膏也未达预期的临床效果，钱信忠部长便提议将柴胡提取制成针剂。

1940年，在全体医疗卫生工作者矢志不渝的努力下，最终用重蒸馏法从柴胡中提取了有效成分，第一支中药注射液——柴胡注射液得以问世，命名为“瀑泼利尔”，成为中药西制的首创性成果。为了确认药物疗效，研究者自愿参与试验，以身试药，结果表明，柴胡注射液对疟疾及一般热病疗效显著，这一突破性进展无疑为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带来了一场“及时雨”。这些实践体现了中医“就地取材、辨证施治”的智慧在战争环境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书写了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年代，军民团结一心利用中医药为战士们疗伤治病的卓越功勋。1943年，《新华日报》刊登《医学界的新贡献——利华药厂发明注射剂》的报道，将其视为突破敌军医药资源封锁线的重大创举。

中医药文化天然蕴含着“守正创新”的文化基因。从八路军制药厂在太行山用柴胡、黄芩自制消炎药，到中医师以针灸缓解战士截肢之痛，“一根银针一把草”转化成为硝烟战火中的救命利器。从《黄帝内经》“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衍生出的民族精神正气论，到毛泽东《论持久战》提出“精神原子弹”，皆是赋予传统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基因。传统智慧的浴火重生成为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教育传承：共产党人的文脉守护‌

十四年抗战烽火中，中医药教育以独特形式延续火种。许多中医世家子弟投身革命，将家传医术带入部队。东北抗联的医疗体系中，既有正规院校培养的医生，也有深谙草药的民间郎中，他们在战场共同实践着“医药合一”的理念‌。在后方，中医教育被纳入革命教育体系，培养兼具政治觉悟与专业技能的人才。如中药学先驱凌一揆，战时坚持研究药物配伍，为战后中医药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积蓄力量‌。

健康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基，是民族昌盛和国家繁荣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中医药价值。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强调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应与西医结合为人民健康服务‌。这一思想为边区的医疗卫生政策指明方向。抗战时期，党领导下的中医药教育与研究集中于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1938年，八路军制药厂筹办。到1939年底，该厂已能生产针、片、丸、散、酊、膏剂和卫生材料。其中，针、片剂有奎宁注射液、葡萄糖注射液、健胃片、莨菪片等；丸、散、酊、膏剂有大补丸、壮尔神、行军丹、黄苓碱、甘草膏等。卫生材料有脱脂棉纱、药皂、胶布等。这些医疗物品源源不断送往各抗日根据地和抗战前方，打破了国民党和日军的封锁，大大保障了广大八路军指战员的生命健康。除了生产大量药品，该厂还成为八路军医科大学制药调剂班的实习基地，并通过开办制药培训班，为根据地培养了近百名制药人才。这些人都成为各根据地制药厂的技术骨干。该厂编写了10万字的《抗战新药集》，详载了该厂生产的二十余类一百多种药材的采集、整理、提炼、配制过程及其性能、疗效、服法等。各根据地药厂纷纷仿照书中介绍的方法生产药品，大大提高了产量和质量。1940年，药厂增至100余人，设立了研究室，负责药品鉴别和新药制作工作。同时，以化学方法由中草药中提取麻黄素、当归精、阿托品等10余种有效成分，从芒硝中制取硫酸镁、硫酸钠，从马牙碱中提取小苏打等。至年底，自产药材的供应占30%左右。毛泽东为该厂题词：“制药疗伤，不怕封锁，是战胜敌人的条件之一”。

为推动中医科学化，党在延安时期采取了三项主要措施。举办中医训练班，鼓励西医学习中医。例如西医鲁之俊、朱琏拜著名中医任作田为师，请教针灸技术，成为当时西医学习中医的典范。美籍医生马海德主动学习中药药性，推动中西融合‌。1945年3月，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总会成立。该会开展了医药卫生调查研究，组织中西医座谈会和医药问题研讨会，征集地方药方，组织采药、种药及研究药物和代用品等活动。号召中医献出自己的治疗秘方、验方，用科学方法整理研究，提高疗效。“华池县的黄大夫公开了治疗接骨、无名肿毒、小儿麻痹等秘方，其他大夫献出了治肺痨、白喉的单方，有的大夫公开了兽医的单方，并亲自传授技术”。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展现了深远的战略眼光和文化担当。在民族危亡与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的背景下，党的政策不仅挽救了中医药的生存危机，更赋予其鲜活的时代生命力。抗战时期的中医药政策，远超医疗的范畴。它既是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力的彰显，在中华文明存续的关头，以科学政策缝合传统与现代的裂痕，也是中华文明“守正创新”的鲜活范本，当李鼎铭用中药治愈毛泽东的顽疾时‌，中医药已从“玄学符号”转化为服务人民的伟大实践力量。

今日中医药在全球的广泛传播，恰始于烽火岁月里那一剂融合智慧与信念的“中国药方”。

抗战十四载，无数中医人以仁心为铠甲，以良药为刀枪，撑起了中华民族医疗救护的脊梁。从鸡皮疗伤到柴胡注射液，从大山采药到炮制军工，传统医学在战火中淬炼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这些故事的主角或是名医、或是药农、或是普通战士，他们以身为盾，以智克艰，保家卫国，不仅书写了“岐黄战士”救死扶伤的英雄史诗，更彰显了中华医学“守正创新”的文化基因。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医药以其简、便、验、廉的独特优势，成为护卫军民健康的钢铁长城。其历史功勋与创新精神，至今仍为当代医学发展提供着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