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医苗药

历史悠久的苗族医药，早就记录于传说、诗歌和文献中。西汉刘向著的《说苑辨物》记载：“吾闻古之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行医于乡里”。被称为苗药的大泽(泽兰)、菖莆在春秋战国的文献，如《楚辞》等中经常出现。“《神农本草经》苗语记音药物达三分之一左右；《本草纲目》第一册有15种，第二册有27种苗族药物”。这说明苗药早就渗透到祖国医学宝库中，被载入祖国医书药典，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苗族医药疗效显著久负盛名。19世纪末，贵州桦桃厅地甲司苗医龙老二，能为孕妇剖腹取出死胎，经治一个月，孕妇就恢复健康，曾轰动一时，传为奇闻。雷山苗医治疗毒蛇伤可谓里手，并能在短期内治愈能致人死命的疔、痈、疽和蛇毒，对关节炎、风湿、类风湿也能治好。湖南《凤凰厅志》记载，“苗地多产药，或吞或敷，奏效甚捷。”因此，清以后军政要员十分重视苗医。如咸同年间张秀眉领导的义军就有黄平县潘告奈里姜为义军治刀伤、枪伤；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熊希龄曾多次到其家乡湘西要苗医到北京治病。长征时期贺龙同志非常重视苗医，曾多次指示“不但要物色好的苗族向导，而且要动员苗医随军前进”。新中国成立后，苗族医药得到进一步发展，已发掘研制出不少治疗疑难病证的药方。

苗族居住分散，方言土语多，导致了苗族医药在内容上的差异性，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采。如苗族医理在“三十六病，七十二疾，四十九翻的共同特点基础上，黔东北形成了“三十六经、七十二疾”，黔东南习惯用“两纲五经，三十六症，七十二疾”之说，而黔东部分地区则流传“四十九翻”症治。

在病因病理方面，松桃苗医认为人体内，胃是最重要器官，胃主宰一切，同时，明确指出人的情感不正常是致病因素之一。黔东南苗医把病分为冷病、热病两大类，同时还根据疾病的不同表现和快慢凶吉划分为冷经、热经、快经、慢经、半边经。这无疑是苗医在疾病的病因理认识的深入。湘西苗医认为“无毒不生病”，毒是多种疾病的总原因，败毒、赶毒、表毒、攻毒作为治毒之四大法则列于诸法之首。这就是苗医临床学毒为先”的学术观。

“无乱不成疾”。这是湘西苗医病机学的概括。“乱”，指人体某些组织结构遭到破坏而出现的紊乱现象。治病不但要重视治总病因之“毒”，而且要重视治总病机之“乱”。在某种情况下，只要先治“乱”，其“毒”往往不治而消。因此苗医治病的十七大法中，治“乱”之法比例最大。这就是苗医临床学“治乱为本”的方法论。

在诊断疾病方面，苗医诊断和中医有相似相同之处，但又有自己特色。苗医在四诊中，望诊十分重要，特色十分显明，如贵州织金县吕世祥的望诊十五法是望形态、望四毛(头发、眉毛毫毛、睫毛)望指甲、望手掌等，这种诊法有和中医相同相似之处，但又有自己的特点。如中医一般只望头发，少望其他三毛；苗医重视望指甲，多用在妇产科方面；再如望指纹，中医苗医望指纹，均要观察指纹的颜色和长短，但中医观察浮沉，以定表里，苗医观察形态以定病因、属性，二者合参，对提高临床诊断的正确性，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苗医拿(脉)诊十分讲究，有的苗医把脉分为11种脉，脉的数量比中医少，但拿脉部位比中医多。古往今来拿脉方法多样，最早诊脉方法是《黄帝内经》记载的三叩九候法。而苗医保持完好，以贵州松桃苗医善能操作。

苗医的闻诊(嗅诊)用的较少，主要用于呕吐、拉肚、小便异样的疾病。另外，湘西一些地方苗医诊断十分独特主要有血诊、应诊、物诊。苗医把一切病症归为冷病和热病两大类因而制订出冷病热治，热病冷治的两大治则。对病治疗方法主要是内治法和外治法。有些苗医总结了治病的三大原则即改善人体的良好结构、调整人体的生理功能，补充人体所需的物质，根据这三大原则而制定了治病的十七大法。

苗地多产药，以贵州为例，贵州是我国四大药材产地之一。据考察，贵州有药用植物2810多种，苗药就有1000多种。苗族医药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尤其三中全会以来才迅速发展起来的。著作就有陆科闵《苗族药物集》，龙玉六口述、龙炳文整理的《古老话》、欧志安《湘西苗医汇编》、《苗族医药学》同书名的有两本，《象形医学——彝族苗族传统医学精要》。